编者按：45年弹指一挥间，杭州燃气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燃气人的坚持坚守。第一代燃气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千家万户带来第一缕温馨的蓝色火焰；人工煤气时期，自建气源厂，将燃气输送到城市各个角落；迈进新时代，杭燃人借助科技之力，把清洁能源天然气引入杭城。今天，我们跟随郑贤祥、姜永芳、许家福、冯骏、华梓高、李恒敬等六位老一辈燃气人的脚步，重温创业岁月。

弘扬“三千三万”企业精神  开创杭燃集团美好明天（摘要）

作者：杭州市劳动模范，原市政公用局局长、原杭州煤气公司经理 郑贤祥

一辆旧吉普车、一辆三轮车，发展用户靠上门推销。

杭州的液化气是在周总理等领导的关怀下发展起来的。1974年1月，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批复同意成立杭州液化煤气筹建组。当时筹建组成员只有七、八个人，办公场地也是借城建局的一间房间，全部家当只有一辆旧吉普车和一辆三轮车。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年1月3日成立了筹建处，1月21日就发展了首批用户。当时的杭州没有气源，我们开着吉普车去上海炼油厂拉煤气，一次只能装三四只钢瓶。后来到了6月，市建设局专门调拨了一辆130型两吨货车和一辆边三轮摩托车，才有了能容纳100只钢瓶的运货车。而发展用户靠的则是职工推着三轮车上门推销液化气。

供不应求，两只液化气瓶可以换一套房。

当时，省计委出面与上海市计委协调，破例增拨92吨液化气列入分配计划，省计委最初给了杭州平价液化气指标200吨/年。随后逐步发展，镇海炼油厂给我们供应4500吨/年，加上上海炼油厂和上海煤气公司给我们的500吨/年，到了1984年，总共是5000吨/年，用户发展到49000多户。由于气源的限制，1982年停止了平价气用户发展，而上门推销的液化气成了抢手货，群众要求使用液化气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时，炼油厂推出了有平价气、有议价气的“双轨制”气源。1983年初，我担任服务公司经理，着手开发计划外液化气用户。此举大受市民欢迎，刹时间服务公司门庭若市，挤满了前来要求开户的市民，短时间内发展了计划外用户24500户。正因为议价液化气仍然供不应求，那时有人戏言：两只液化气瓶就可以换一套房子。

推出集资气，根据集资数提供液化气。

1984年开始省市各城市普遍使用计划外液化气，浙江炼油厂很难再多拿计划外气源指标，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北方，通过扩大气源，使更多的市民用上液化气。随着用户的增加，当时现有的8座供应站明显适应不了用户需求，我们一方面积极申报新建供应站，另一方面分别与磁记录厂、叉车厂、运输公司、钻探机械厂协作建立了文三、艮山、朝晖、江城供应站，并在杭钢、丁桥等地搞自管站，这样供应站才基本上覆盖了杭州城区。而计划外议价气的气源价格高，运行成本也高，在这样的前提下，煤气公司又推出了集资气。可以说，计划外液化气给公司带来了活力和效益。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气源紧张成为突出矛盾，寻找气源成了最大的压力。

万里副总理关心杭州管道煤气发展，柴松岳副省长批示 “可以搞集资”。

1982年3月，杭州煤气厂筹建处正式挂牌成立，最早到岗的骨干是袁振武、李国夫、陈排患三人，后来姜永芳也加入其中。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杭州视察时，提出“杭州这样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怎么可以没有人工管道煤气？”。筹建处的设想是把建设资金控制在1亿以内，中央、省、市各承担三分之一。时任市计委分管财务副主任金志鑫证实了这3000万元的可靠性，更让人高兴的是，1984年末国家计划会议期间，金志鑫、时任市计委基建处处长姚光明、时任市计委基建处助理工程师王梓祥又争取到了2000万元。但建设经费还缺一半？1988年的杭州市只能挤出1500万元。幸运的是就在这关键时期，时任副省长柴松岳批示“可以搞集资”，这样煤气厂项目又一次化险为夷。

出差睡澡堂，发扬螺丝钉精神，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顾以往，最让我难以忘怀和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有一支“吃尽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服务千家万户”的干部职工队伍。

1984年5月，袁振武同志和姜永芳同志赴北京向建设部汇报煤气厂筹建情况。他们抵京已是后半夜，没找到下塌处，只好住在一个小澡堂里。一个房间都是上下层通铺，睡了三四十号人。袁振武此时已年近60且患有冠心病，可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连续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天津。

许家福同志50多岁来到筹建处担任主任，他说：“如果能够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完成，能够为杭州人民再做点什么，我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谢灼烁同志每天带着几个人走50里路，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完成了456亩土地征用和565个劳动力安置。

1991年5月，煤气厂开始点火烘炉和烟气置换。在这三个月中，时任副厂长李恒敬担任总指挥，基本上吃住在厂里。

这些正是煤气公司干部的真实写照。煤气公司有任何的困难，他们都是身先士卒，走在前面。

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钢瓶液化气爆燃中殉职的钢瓶抢修工寿庆良，在运输液化气途中发展车祸殉职的槽车驾驶员胡正涛，在抢修煤气管网中殉职的抢修工沈国元。

他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议价气”的由来

作者：原杭州煤气公司副经理、原杭州管道煤气公司总工程师 姜永芳

1984年，我担任煤气公司副经理时，提出了“议价气”的设想，后来实现了。

我提出“议价气”的过程是这样的。1983年底，组建杭州煤气公司领导班子，我任生产副经理，分管液化气的生产和管道煤气的筹建。担任副经理后，工作不是很忙，但经常要接待来要液化气的居民和单位，倒是忙了一点。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省里只分配给我们5000多吨液化气，只能满足现有的4万多用户，实在发展不了。

来要液化气的单位中，有一部分人是帮助镇海炼油厂做过设计、施工的，这部分人完成任务后，就给这些单位一些液化气指标。要帮着拉回来，我同意，但这个指标用完了就没有了。

他们的指标用完后，要我们帮着到炼油厂联系，再要点液化气，给他们联系的次数多了，在这样的启发下，我当时就想到了发展计划外的液化气用户，提出了发展“议价气”的建议，以满足用户的要求。

我向公司提出发展“议价气”，袁经理很重视，开了一整天办公会议来讨论。上级领导也很重视，当时的建委副主任赵永铭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发展计划外液化气，但在名称上不统一，有的叫高进高出气，最后还是叫“议价气”。

“议价气”的名字定下来以后，开始还是要我负责，我和沈贵全带了市政府的介绍信，到北京石化总公司去批，我们在上海炼油厂签了3000吨的合同。

杭州发展“议价气”用户的消息传出去了，南京曾派人来学习过。

【部分老领导回忆摘要】

原杭州煤气厂筹建处主任，原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党委书记、经理许家福：1985年，我50周岁，在杭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担任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杭州管道煤气工程正式决定上马时，时任市建委主任许运鸿、党委副书记郭惠琪，组织处长付祖华三位领导找我谈话，要调我去管道煤气工程建设一线主持领导工作，担任杭州煤气厂筹建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时组织上很坦率地告诉我，新单位行政低一级，且现在人手少，没有办公室，资金得自己跑。但是管道煤气工程建设对杭州市政建设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这是一场硬仗。当场我也很爽快地答应了组织的安排。我心里明白，困难如此之多，选定我去主持完成该项艰巨的任务，这本身就是一种真诚的信任。更吸引我的是，对我这个一辈子都搞工程建设的人来讲，在有生之年能有机会摊上去主持完成怎么大的一个工程项目，让一种清洁、高效的燃料彻底改变杭城的能源结构，改变千百年来杭州百姓的日常生活质量。与此相比，我个人职位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不值一提。

原杭州管道煤气公司经理冯骏：1991年11月，上级组织调我从杭州炼油厂厂长到杭州管道煤气公司接替许家福担任经理。在此之前经过全体建设者的不懈努力，实现了“烘炉、置换、供气”三个一次成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我到公司的时候，是投产后的第3个月。这段时期正是公司转轨变型的关键时期，由基建管理向生产管理转轨，重点管理向全面管理变型。但是投产前的准备与投产后的管理是不一样的，问题不比前期少，解决起来一样困难。当时我48岁，此后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4年多时间。回忆起这段经历，主要的感受是有一些成就感，因为我有幸与大家一起参与了杭城的煤气事业建设与发展。

原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原杭州燃气有限公司监事长华梓高：1992年8月，我从部队转业到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在管煤公司工作了10个年头。现在回想起来一言难尽，许多往事终身难忘。当时的企业尤为困难，队伍不稳，政策性亏损逐年增加，事故多发，用户发展受阻，可以说是矛盾重重，举步维艰。“怎样摆脱困境，走出自我生存发展的路子”成为当时领导班子一大难题。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不等不靠，自找出路。我记得公司先后采取了不少适应企业发展的新措施，形势才慢慢好起来。这10年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敢于自断后路，向政府立军令状，实施了减亏经营制及与企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建设，这两件事成为了逆转管煤形势的两大法宝。

杭州市劳动模范，原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副总经理、原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恒敬：我34岁调到杭州煤气厂筹建处，参与了杭州煤制气厂的筹建、投产、生产和停产的全过程。在燃气行业工作了24个年头，经历了杭州燃气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建设发展过程。从瓶装液化气供应为主，到管道煤气与瓶装液化气并存，直至以天然气供应为主格局形成，杭州的燃气供应经历的不仅仅是气源结构上的变化，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我们作为杭城主营燃气的企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化经营的深刻蜕变，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燃气供应从政策性亏损经营变成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的公用事业，从而更好地为政府排了忧、解了难，为提高杭州的品质生活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