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骏同志，1963年参加工作，1991年11月至1996年1月任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公司经理。

1991年11月，上级组织调我从杭州炼油厂到杭州管道煤气公司接替许家福担任经理，当时我48岁，此后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4年多点时间。回忆起这段经历，主要的感受是有一些成就感，因为我与大家一起参与了杭城的煤气事业建设。

我到管煤公司的时候，刚投产不久，整个企业还处在由基建逐步向生产转轨变型中，突出的表现是基建项目还有很多，管道施工工地遍布全市；唯一的人工煤气生产企业，杭州煤制气厂建有80门直立炉的生产能力，但只开了20门直立炉，好多设备还没有投产；另外还有公司机关、制气厂、营业所之间关系还不是很顺，这主要是一套企业管理与生产运行的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我们感到要做的事很多。

90年8月的点火、置换、投产一次成功，标志着基建以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此我的前任经理许家福付出了很多心血。现在我接班了，感到担子很重。到任后过了3个月，也就是1992年，过完春节，我们班子决定在2、3月份连续开三个会：公司首次工作会议、首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及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当时许家福同志担任党委书记，他在班子会上说：“生产与基建不一样，生产讲究科学管理，就要管好人。三千三万企业精神不能丢。”就在92年2—5月间，在煤制气厂六楼会议室先后召开了这三个会议，当时市政公用事业局领导很重视我们的工作，盛继芳局长、郑贤祥副局长分别参加我们的会议，提出的很高的要求。我在不同的会上说了相同的说法，就是“摆正位置当好家”。其实这句话意思很明白，既说给大家听，也说给自己听，这几年我一直努力地摆正位置，与班子成员一起当好公司这个家。

在92年间，全国说的最多的是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回忆起来，这句话对管煤公司也是十分贴切的。

当时的气源是人工煤气，靠制气厂的20门直立炉生产外供。92年共产气为980万方，但销售只有475万方，原因是管线不够长，用户少。近一半的煤气在制气厂烧锅炉，设备是“大马拉小车”，我们的心里很着急。严峻的生产形势逼着我们加快发展。

在93年的发展上，我们采取了几个办法：一是大力发展民用户，到93年底要达到4万户的目标，以每户用气1.2方计算，全年可供气1700万方，这样不仅可以结束制气低负荷生产局面，而且还要开另外的20门直立炉；二是加快管网建设，积极向南开拓，争取过庆春路；三是搞好服务工作，解决投诉问题，我们在武林广场设摊，还去了西湖之声电台直播答疑；四是在第一家工业用户万里化工厂投用后，再发展第二家人民玻璃厂，为了发展工业用户，协调各方，我还去过李志雄副市长办公室，批过“条子”；五是设立用户发展基金，鼓励多开户,经过一年的努力，形势好转了，最直接的是用户大幅度增加了，制气厂的3号炉也开了。

1994年，为了加快杭州煤气二期工程建设，市公用局让我抽身去负责二期工程，管煤公司的日常工作由党委书记华梓高负责。这样我又干起了基建这个老本行。

1991年，杭州钢铁厂建成2号焦炉，同时可优先保质保量地向杭州市日供城市煤气20万方。因城市管道煤气由我们管煤公司经营，杭钢要把煤气卖给我们，我们为此必须建设相应的储配站与中压管网。为区别已经建成的煤制气厂以及相关管网，就把建设煤气厂的那部分作为一期，而接纳杭钢煤气就称为二期。二期工程建设包括康桥、江滨两个储配站能为相应的管道，主要供气范围在杭城东部以及钱塘江北岸，需要发展民用户6万户，约10万方，其余为公建与工业用户用气。

建成二期的好处是，一是经济性好。是开制气厂的1、2号（其余40门）直立炉还是接纳杭钢煤气？当时有争论。后来经过经济性论证，还是接纳杭钢煤气，原因是杭钢是焦炉气，热值高，质量好，可以用自产的低热值水煤气掺混外供，保证热值的前提下，降低成本；二是在地处钱塘江畔的三堡地块建一个储配站，有利于形成南北对峙供气格局，以解决南部压力不够的问题。二期的指挥部就设在拱墅区枯树湾巷，是租市环卫局的房子。

二期工程中最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工地远。工地有两个，一个在北边康桥地区，一个在南面钱塘江边上，从杭州地图看，一个在最上面，一个在最下面。在任务重、工期紧的情况下，这一南一北的真是跑死人、累死人。但大家敢于吃苦，困难面前不低头，涌现的好人好事真是层出不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陈积道高级工程师，当时在二期担任工程部副部长，他是一个老党员，搞二期时已经快退休了。为了二期他是吃住在工地，一头白发，一双高帮套鞋，一辆自行车，一只公文包，他与年轻人一起来回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带领下，工程部的全体人员夜以继日，连续作战，终于使工程如期完工。第二个问题是贷款问题。90年代中期，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行业，企业贷款非常困难，哪时的银行还没有“遍地开花”，二期财务人员，特别是女同志，往往为了贷款100万，顶着夏季烈日，骑着自行车，东南西北要跑10家以上的银行，人晒黑了，腿骑酸了，我看了真感动，有时让我的小车去跑，让她们少受一些苦。第三个问题是用户发展。杭钢煤气接纳后，每天有20万方煤气需要消化，这对发展来说既是好事，也是难事。二期的发展办公室的同志们克难攻坚，工作日内在居民区逐个走访用户，因为当时立管还不能走外墙，如果一至顶楼全部开户，每户给予优惠100元。在双休日再去设摊，把银行也叫来，集中开户收费。当时苦了一段时间，用户数上去了。

那时，我们说得比较多的还有一句话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四个轮子”一起转，以党政工团四个轮子一起转来促进精神物质两个文明建设。如果说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表现在哪里，我的感受是职工的口袋满了一些，精神健康了一些。

1992年，各项工作有了起色，但工资收入低的问题出来了。由于管煤公司的人员由引进和招工两部分组成的，工资水平级别多、相差大，更主要的是整体水平低。93年初，国家提出要在企业逐步实行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形式的内部分配制度，我们以此为动力，搞了岗位技能工资。先期由班子成员周彭年、金浩川、华梓高和我分别负责宣传、上岗考试、岗位评价以及签订上岗合同等工作。在整个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定编定岗工作，而岗位评价是关键，重点在制气厂。我们班子形成共识，要通过这次工资改革，向一线倾斜，如制气厂直立炉炉顶工班长的最高工资就可以与厂里的中层干部一样多。这次工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之一，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日子过得很快，在95年，有一件事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就是亏损越来越大，主要是生产人工煤气的原料煤原因市场化，价格节节攀升，94年底亏损已达4000万元。我们知道，政府是不可能亏多少补多少的，我们要主动出击，在亏损中寻找机会。我与公司党委书记华梓高等班子成员统一思想，要与政府搞减亏承包。95年下半年正式启动了这项工作，年底形成了初步思路。96年初我调出公司后，这件事就由华梓高经理做下去了。

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发扬光大了“吃尽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险，服务千家万户”的企业精神，制定了企业守则，还征集了企业徽标，有了自己的企业歌曲，还进行了企业歌比赛。为了加强集体主义教育，93年举办了首届职工体育运动会，94年举办了首届职工文艺汇演，以后一年一次运动会、文艺汇演就坚持搞下去了，振奋了职工的精神面貌，凝聚力也增强了。

我在管煤公司这段时间内，基建、发展和生产三举并重，我感觉到有许多工作要做，几乎都是从头开始，尽管有点累，但现在想来，值得。（王鸣文字整理）